家有学子 / 散文 / 魏晋南北朝的辞赋骈文和散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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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1-09-08  bbin视讯娱乐城在线开户直营网
 魏晋南北朝是我国辞赋发展的一个重要转变时期。从先秦辞赋的抒情化转向了西汉以咏物为主的散体大赋,自东汉末年开始,以抒情咏物为主的小赋逐渐增多。魏晋南北朝时期,虽仍有散体大赋,但咏物抒情小赋占了较大的比重,成为这个时期辞赋的主流。与东汉班固、张衡等赋家兼善散体大赋与骚体辞赋不同,这一时期的作家往往集诗人与小赋作者于一身,这也标志着诗赋交相影响的深化与合流的趋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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赋体受诗的影响,语言趋向骈偶化。骈偶作为一种增加语言对称美的修辞手法,被辞赋家们逐渐刻意追求和雕琢,于是骈文逐渐取代了辞赋,成为“一代之文学”。骈文和散文是相对立而存在的。散文是一种比语言精练而又不受形式约束的自由体文章。由于文人大量地自觉运用骈偶这种修辞手法,因而南北朝的散文并不发达,只在史传、地理等学术著作中有些优秀作品,成就较高的是北魏郦道元的《水经注》和北魏杨   之<洛阳伽蓝记》。

一、魏晋南北朝辞赋

魏晋时赋的发展呈现出两种趋势。在内容方面是咏物赋增多,大多取材于“草区禽族”,而在此外的一些作品中抒情成分增多,在形式方面则表现为除个别大赋外,作品的篇幅普遍短小,行文也日趋活泼,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汉赋堆积名物辞藻的板重之习。最能代表这一时期辞赋发展成就的,当推曹植、王粲、潘岳和左思等人。

曹植最著名、最能代表其艺术成就的是《洛神赋》。赋序称“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,遂作斯赋”,可知此赋的写作是受到宋玉《神女赋》的启发。它以浪漫手法,通过幻想境界,描写了一个神人相恋,而又无法结合,终于含恨分离的悲剧故事,充满着抒情气氛与神奇色彩。作者将一位端庄秀丽的美女形象刻画得十分生动传神。特别是写她将至的神情,更画出了水上女神的特点,给人以若真若幻的感觉,“体迅飞凫,飘忽若神,凌波微步,罗袜生尘,动无常则,若危若安,进止难期,若往若还”。这种描写,其成就远非宋玉《神女赋》可以比拟。

王粲在辞赋方面的成就远远超过他的诗歌。曹丘在《典论·论文》中说:“王粲长于辞赋。”王粲的《登楼赋》是其代表作。

《登楼赋》是王粲在荆州依附刘表时所作。因得不到刘表的重视,深抱怀才不遇的感慨,又见国家离乱,有家难归,内心充满悲愤与忧惧。故借登楼骋想,寓情于景,写下此赋。一开始描绘荆州的险要与富庶,想“聊暇日以销忧”,然而“虽信美而非吾土兮”,郊野的美景更引发了故乡阻隔的情怀。接着抒写对故乡的思念之情,把眼前之景与欲归不得的忧思联系起来,揭示了当时南北“壅隔”的政治背景。最后进一步抒发时难未平、壮怀莫展的感慨。情感如谷中溪流,斗折蛇行,以舒缓深沉的笔调委婉曲折地表达出来,达到了情景融为一体的艺术效果。

潘岳赋以长于抒情见称,《秋兴赋》、《西征赋》、《闲居赋》都是其颇负盛名的代表作。《秋兴赋》是潘岳三十二岁时所作。潘岳少年得志,因才高而招致怨恨,栖迟十年,不得升迁。他沉沦下僚,内心苦闷,就写了《秋兴赋》,赋将他的情怀描写得十分恬淡清婉,丽而不繁,柔而不靡,别具一种清丽的风格。

此外西晋时期,大赋的数量有所增加,比较有代表性的便是左思的(三都赋》。赋假设西蜀公子、东吴王孙与魏国先生三人论难,分别描写蜀国、吴国、魏都的山川城邑,物产风俗,田猎歌舞,典章制度。其特点在于强调真,所走的仍是汉大赋堆砌名称,铺张扬厉的老路。描写方面,除《蜀都赋》中描写蜀地富饶及风俗两段较为警粹外,大都缺乏精采生动之笔。故此赋虽然“豪贵之家,竞相传写,洛阳为之纸贵”,但终因缺乏独创性而文学价值不高。

辞赋在南北朝时,风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,即变平淡为绮丽,变典雅为新奇,语不单行,文益藻绘,色彩更为浓丽。其杰出的辞赋家首推鲍照。《芜城赋》是其最负盛名的代表作。这是一篇慨叹历史兴衰变化的吊古之作。芜城指广陵(今扬州),广陵至西汉时已成繁华都市,到刘宋时连遭破坏。鲍照大约于大明四年至广陵,见其荒凉破败,乃作此赋以抒发其今昔盛衰之感,故以“芜城”命篇。赋首先通过今昔盛衰的强烈对比,将一个“芜”字刻画得淋漓尽致。尤其描写城市荒芜一段更是凄清可怖,使人读后产生无限的悲伤与惆怅。然后在此描写的基础上直抒胸臆,以芜城之歌作结:

边风急兮城上寒,井径灭兮丘垅残。

千龄兮万代,共尽兮何言!

华屋丘山,人生无常,任你盛极一时,到头来不过一扦黄土,不能不使人感慨万千。赋通过广陵城的盛衰变化,对统治者的穷奢极欲,“图修也以休命”的妄想进行了含蓄的讽刺,对乱后的荒凉破败寄寓了深沉的感慨。

与其同时的谢惠连和谢庄,分别因《雪赋》和《月赋》驰名赋坛。他们将山水诗创作中的清新风格带入了赋中,使作品具有一种清高绝俗的意境。他们的功绩在于丰富了赋的咏物技巧,将咏物赋推向了一个发展的新阶段。

时间稍晚的扛淹,也是南朝一位著名的赋家,他的《恨赋》、《别赋》构思新颖,是南朝抒情小赋的名篇。《别赋》描写了富贵、任侠、从军、去国、夫妻、方外、恋情等各种离别情景。《恨赋》描绘帝王、列侯、名将、美人、才士、高人等各种人的遗憾,即充分发挥了赋体空间结构的优势,又能以情感主线加以贯穿,因而有纵横排宕的气势。赋中的藻饰恰到好处,文字清浅婉丽,汲取了《诗经》风诗的情韵。

庾信是由南人北的辞赋大家,他融合南北赋风作为一体,其赋既具有南赋的流丽清绮,又具有北赋的贞刚气质,从而形成一种绮丽苍劲的风格。其最杰出的代表作是《哀江南赋》。此赋是他晚年在北周怀念故国、自悲身世的作品。全赋以个人身世为线索,以历史事件为中心,深刻地揭露了梁武帝的昏庸腐朽,梁元帝的自私忌刻,反映了梁朝覆亡前后的历史巨变。《哀江南赋》不仅内容丰富,其艺术构思与描写技巧也达到很高的水准。它以叙述为主,又于叙述之中穿插描写与抒情,使虚实相生;疏密相间,文采富丽,情韵苍凉,形成既沉郁浓丽,又顿挫有致的艺术风格。

二、魏晋南北朝的骈文与散文

魏晋南北朝时期骈文泛滥,不少文人生活在帝王、贵族周围,他们的生活、思想、艺术趣味都受到很大的束缚,为了用华丽纤巧的形式来掩饰空虚贫乏的内容,骈文这种特特别注意形式美的文体,便受到当时文人的欢迎,大大地繁荣起来了。

骈文在句法上讲求对偶,句的字数趋向骈四俪六,在声律上讲求平仄,还多用典故、比喻、夸张、物色等技巧,是诗化的散文。内容较深刻、有独特风格、比较优秀的作品如鲍照的《登大雷岸与妹书》,是文学史上较早的一篇用骈文写成的家书,开骈文体书信的先河。文章以锤炼精工的笔力,烘染大雷岸四周的景色,呈现出无限奇突壮伟的气势,简直是一幅非常生动的重峦叠嶂图。其描写远望庐山的一段非常传神:

西南望庐山,又特惊异。基压江潮,峰与辰汉相接。上常积云霞,雕锦缛,若华夕曜,岩泽气通,传明散彩,赫似绛天,左右青霭,表里紫霄。从岭而上,气尽金光。半山以下,纯为黛色。信可以神居帝郊,镇控湘汉者也。

书信之文,如此以写景为主,以前是没有的,可谓山水文学中韵珍品。这种书信还有陶宏景的《答谢中书书》,其独特的艺术风格,即语言清新,以骈为主,但只求语意对称,不求对偶工整,读来清新峻拔,别具风格,其中有云:

山川之美,古来共谈。高峰入云,清流见底。两岸石壁五色交晖。青林翠竹,四时俱备。晓雾将歇,猿鸟乱鸣夕日欲颓,沉鳞竞跃。实是欲界之仙都。自康乐以来,未复有能与其奇者。

有动有静,色彩明丽,笔调清新自然,可谓延续了谢灵运吐言夭拔的一面。

吴均的文章也具有这种特点。他善于以骈文写书信,而以写景见长。特别是他的代表作《与宋元思书》,音韵和谐,语言流畅,观察细致,描写入微,风格清新,意境高远,宛如一幅非常优美的深山绝谷图。《梁书·吴均传》称“均文体清拔有占气,好事者或学之,谓之吴均体”。这是骈文的一种清新峻拔的风格。

与这种清拔风格相对立的是徐陵、庾信体的稼丽。在梁时,两人同为“宫体”作家,“文并绮艳,故世号为徐庾体焉”(《周书、庾信传》)。徐陵的文章今存者不少,且多长篇大论。其最著名的为《玉台新咏序》,这是一篇最能代表徐庾体风格的文章。文中描绘了一位艳妆丽质的贵族妇人,在“绛鹤晨严,铜蠡昼静”的时刻,她“无怡神于暇景,惟属意于新诗”,于是“燃脂冥写,弃笔晨书,撰录艳歌,凡为十卷”。这已是脓艳之极。而全文几乎全用典故来叙写,语言极其华美,且复骈四俪六,隔句作对,与吴均的骈文呈现完全不同的艺术风格。

在魏晋时期,也有一些好的散文篇章。如诸葛亮的《出师表》。

此表作于建兴五年(227)第一次出师北伐之时。主要劝导刘禅要广开言路,励精图治,严明赏罚,举贤授能,以完成刘备没有完成的统一事业,表明自己“兴复汉室”的坚定意志,表现了诸葛亮忠恳勤恪、贤明正振的思想性格和对蜀汉的无限忠诚。文章叙事详切,说理透彻,字里行间,感情充沛。全文以散句为主,插入一些骈句,使文章介于骈散之间,整齐而有变化。语言朴质,语气舒缓,与文章的感情色彩十分协调,因而受到历代推重,成为千古名作。

南朝自齐梁以后,散文日已衰微。北朝时却出现了两部颇有文学价值的学术著作,这就是郦道元的《水经注》和杨街之的《洛阳伽蓝记》。不过这些著作也受到骈文的影响,与汉魏散文风格颇不相同。

《水经注》四十卷,作者郦道元(?一527),字善长,北魏范阳涿(今河北)人。《水经》原是三国时人写的一部记载全国水道的地理书,原书十分简略。郦道元经过许多实地考察和参考他所收集的四百余种资料,对原书作了大量的阐述与补充。记载了水道两岸的名胜古迹、神话传说和风土人情,写成了《水经注》,全书共30万字,10倍于原作。这部书突出的成就是对各地秀丽的山川景物、自然风光作了生动的描述,是魏晋南北朝山水散文中的佳作。如写长江《三峡》:

春冬之时,别素湍绿潭,回清倒影,绝山献多生怪柏,悬泉瀑布,飞漱其间,清荣峻茂,良多趣味。

语言凝练,写景生动,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。此外,“黄牛滩”一节写“如人负刀牵牛,人黑牛黄,成就分明”的岩石,用“三朝三暮,黄牛如故”以形容纡回的江水,朴素而生动。《河水注》“盂门山”一段,写黄河“崩浪万寻,悬流千丈,浑洪   怒,鼓若山腾”,雄伟的气势,跃然纸上。书中这种简洁精美的描写,比比皆是,对后世游记文学的发展影响很大。

(洛阳伽蓝记)五卷,作者杨街之,北平(今河北)人,曾做过北魏的抚军府司马,北齐的期城郡太守等职。北魏自公元495年迁都洛阳以后,统治阶级崇信佛教,大量修建佛寺。当极盛时,“京城表里,凡一千余寺”,杨街之在魏孝静帝武定五年(545),因行役到洛阳,有感于北魏统治阶层崇信佛教,大兴寺院,损害百姓,作《洛阳伽蓝记》,历叙洛阳佛寺沿革,兼及有关风俗景物、人物故事,揭露了贵族豪门的腐朽生活。全书语言洁净明快,描写生动细致,与《水经注》同为北朝散文中的优秀作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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